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近日看到林行止的《痛定思痛日本爭上游 重科學輕博雅成趨勢》 ,旋即又讀到王偉雄教授的回應,筆者作為博雅教育出身的物理學生,也忍不住胡亂說兩句,向各位前輩請教。

林氏說,在國際競爭日催激烈、日本高科技產業的優勢不再的大環境下,日本政府呼籲各大學收縮社會科學和人文學科,例如歷史,甚至是經濟學;筆者猜想目的是把資源讓出給理工科。日本有六十家開辦人文課程的國立大學,其中有二十六間已答應跟政府合作,甚至已經停止招收相關科目的學生。而「不合作」的包括頂尖的東京和京都大學,理由是此指令「反智」。林氏支持日方的政策,認為這是「實際對經濟有益有建設性的教育路向」;人文科目雖然能夠「培養、滋潤人類本身的理解力⋯⋯以表達處事和應變能力」,並加深對世間事物的了解,但「太多的人知其皮毛,好處難見」。

筆者不了解日本的情況,但林氏的看法筆者恕不苟同。人文科目的好處,正是科學家所需的特質。科學家要跟同行甚至是大眾解釋研究結果,寫作和口頭溝通能力的其實頗為重要。畢竟,在研討會上做簡報、面談,或者出版論文和書籍,都是交流想法的主要方法。而寫作和演講的經驗,卻偏偏不是理科課堂偏重培養的。筆者作為博雅學院的畢業生,學習物理之餘還需要修讀寫作和泛人文科目(如歐洲哲學);課堂討論的口頭思辨,論文要求的精細邏輯和文法,都對筆者作為理科生有所裨益。如果沒有同類的訓練,筆者在公眾面前做簡報介紹自己的研究時,那份能說服人的自信只可以欠奉。

更何況,如果大學不是職業培訓所的話,那麼人文學科的價值更能彰顯。即使是科班出身的人才,他 / 她們的事業動機也可以是基於課堂上培養的人文關懷,例如想要解決社會不公;而科學思維和研究方法,在解決某些社經問題上正可以大派用場。例子:耶魯經濟學教授 Dean Karlan 在 1992 年,對小額貸款 (microloans) 扶貧的效果產生了疑問;1992 年他在南美薩爾瓦多 (El Salvador) 實習時,發覺唯一量度扶貧效果的不成文指標,就是借貸人有否繼續借錢!十多年後,他成立了非牟利組織 Innovations for Poverty Action (IPA),為的就是把科學方法——例如控制組對比——應用在解答類似的問題。跟 Karlan 共事的有麻省理工和耶盧的數理人才,亦有 500 名分散在 18 個國家、受過訓練的職員。前者負責分析數據,而後者因為有本地人脈和了解風土民情,是 IPA 進行在地研究的骨幹。

這就是科學和人文結合解決經濟問題的確實例子:人文關懷鼓勵了理科人善用一己所長,而在地的人文知識(語言、歷史、經濟狀況)令研究工作得以順利進行,尤其是在局勢不穩、政治勢力四分五裂的國家。

文 VS 理的議題說起來,一匹布噤長。但總言之無論科學和科技有多重要,人文學科與知識的價值還是不可以磨滅的。當真殺科的話,還請三思。

延伸閱讀:
Karlan, D. (2015). More Evidence, Less Poverty. Scientific American, 313(4), 43–45. http://doi.org/10.1038/scientificamerican1015-43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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